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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并不是没有停留在体育自身或教育学的视域内去理解体育，而是站在个体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角度上去综合考虑德、智、体三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是在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之上对体育之于个体三育发展进行考量。此外，在谈及体育在人生不同阶段位置，作者对“小学之时，宜专注于身体之发展，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和“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也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体现出一种善于捕捉主要矛盾的认识思路。

　　作者把人们不好运动的原因概括成四条：一是人们对于参与体育运动“无自觉心”，二是我国历来重文轻武的“积习难返”，三是主事者的“提倡不力”，四是学习的人“以运动为羞”。其中第一、四条属于主观因素，第二、三条属于客观因素，而其中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个人主观的“无自觉心”，也正是因为“无自觉心”使得即使一些参与者的体育活动“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比如在体育课上，虽然有体育的形式，也有体育教员，但真正受益的人却很少，因为“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时过境迁，然而现在的体育课堂却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体育场地有了，体育课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但为何还有那么多的大、中、甚至小学生乐意通宵达旦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而很难抽出一个小时来参加体育锻炼？还是那个源命题：“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动其主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体育功能递进论阐述可以说是作者在论述体育之效中的核心部分。文中用了“至于……因而……因而……因而……”的语言结构表明了体育是一个“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多元发展过程，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体育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强筋骨为其基本功能，因筋骨强而又耳目聪明，因此学习知识效率也提高，身体健康才能使情感健全。同时，体育运动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挑战自我的行为，猛烈、不畏、敢为、耐久这些优良品质都能在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因此体育可以强意志，这一点也被作者认为是“体育之大效”。对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理解已经不是从体育本身或者教育的范畴来思考体育之效，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辩证发展的过程。

　　在阐述体育锻炼方法方面，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文中把各种用于专业技能和体能培养称为“应诸方之用”，把以锻炼自己身体为目的称为“锻一己之身”，明确指出了“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因为对于体育锻炼如果方法多而不精反而无益，如果方法少反而容易掌握，更容易持之以恒，同时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锻炼的效率也会增加，也就是更容易达到作者所说的“有恒”、“注全力”、“蛮拙”三个条件，这样更容易产生良性循环。

　　大众体育的英文翻译是”sports for all”，意为“所有人的体育”或“为了所有人的体育”。体育思想就是站在这一基本价值观下，它把体育视为所有人的权力，并认为所有人都应当从中获益，把体育的最终目的定为能够使“人类自养其生”。当前大众体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少问题（地位的缺失、认识的不足等）正是因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错位。作为国家的重要领袖，不仅是在《体育之研究》中表达了对“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担忧和体育改变国民现状的愿望，即使在艰苦的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他也不忘号召军民锻炼身体，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更是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且还重点强调“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因此，不管任何时候，在权衡体育发展时，都需以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使体育能够真正成为所有人的体育并服务于所有人。

　　贯穿体育思想中的是“健康第一”的体育观和育才观，正所谓“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也是的基本体育思想和教育思想，即使在以后进入了和平年代亦是如此。解放后他曾致信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强调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以至于马叙伦还怀疑主席是不是笔误把顺序写错了，殊不知这早已是的基本教育思想。然而在当今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的条件下学生的体质却日渐令人担忧，中小学的体育课被升学考试所挤压，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科目；大学体育稍为乐观，学生开始有了独立支配的时间，但是学校的工作重点依然是在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上，普通学生的体育生活依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都需要人们再次反思当代体育观与育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