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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薇告诉记者：“一方面，教案、师德笔记、培优补差记录等均需手写，还有各类培训、公开课、赛课接踵而至，老师并未因技术进步而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学校要求推进AI赋能课堂，为此我们要学习如何让古人开口说话实现古今握手。”更让她心力交瘁的是家校沟通的压力：“如今家长动辄向教育局投诉，甚至深夜打电话询问孩子在校是否受委屈。若未及时回应或回应不当，就可能面临投诉。”

　　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为了让教师更好地履行教育教学的职责，教育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然而，本为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机制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部分地方、学校的执行措施偏离了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异化成教师难以承受的负担。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彰显了国家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决心。政策要从文本走向现实，制度保障不可或缺。在纠偏的基础上实现长久稳定的“制度之治”，这是让教师回归本职工作的必由之路。

　　教师“减负”的首要前提是明确何为“负”。痕迹明显的手写教案、重复填表、强制性志愿活动等要求与教育教学的职责关联甚少，是教师显性之“负”；“表演式”公开课、教研活动、培训等看似服务于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却已然形式大于内容，是教师隐性之“负”。对此，应以事务清单等方式区分教师事务中显性之“负”与隐性之“负”，对显性之“负”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清理取消；对隐性之“负”坚持返璞归真，优化整合去除表演性元素，秉持适度、高效的原则，回归研讨和学习的本质，从而实现分类治理，精准减负。

　　教师“减负”的落地离不开问责制度的支撑。没有问责，教师“减负”的措施就只是软性要求，而非刚性约束。首先需要明确问责情形，除《通知》中明令禁止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得”等表述也应进一步细化例外情形，并设置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防止其异化为规避“减负”的通道。其次，要提升问责方式的针对性，强化问责效果，除了约谈通报，还应将教师“减负”问责与评优奖励、资源分配等挂钩，并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领导班子履职尽责的考核。最后，要坚持常态化监测、督导、巡查与问题投诉相结合，尤其要以“互联网+督查”等方式畅通投诉渠道，落实投诉人信息保密要求，及时反馈投诉结果，充分发挥教师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监督作用。

　　就教师评价机制而言，一是要突出教育教学和师德评价，淡化社会志愿活动、参加会议等非教育教学评价；二是要破除“教师全能”的观念，除了作为底线要求的师德等评价项外，将教育教学相关评价项之间“和”的关系改为“或”的关系，在人才培养、自我提升等方面赋予教师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三是改革评价方式，避免“唯数量论”，减少不必要的量化评价，并以阶梯式的赋值评价代替“一刀切”式的数量合格性评价，让教师的每一分努力都能在评价中有所体现；四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教师自主更新、主管部门审核、多部门共享的教师数据库，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教师确认的方式形成评价信息，避免重复性填表。

　　就学校治理而言，内部治理的完善与外部治理的联动是制度改革的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学校要以教育教学和管理的需求为导向，合理设置、及时调整岗位及其职责。在人员编制受限的情况下，可考虑以购买社会服务或设置合同聘用制、劳务派遣制行政助理的方式应对，前者主要适用于宣传、后勤等教育教学辅助事务，后者主要适用于资料整理、材料撰写等常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教师与学校在非教育教学负担方面紧密相连，教师“减负”绝不能简单地将非教育教学负担转嫁给学校，这就需要学校外部治理的配合，尤其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在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数据填报等方面减轻学校的不合理负担，免除学校的后顾之忧，让学校成为教师“减负”的积极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