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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对全球资本控制网络的支配性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一项关于全球企业控制权与所有权互联网络的最新研究显示，由147家核心企业构成的集团掌控了全球企业网络40%的控制权。另一项相关研究则强调了美国企业在此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资本则是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力量。资本通过交叉持股的分散结构行使控制权;此外，金融的惩戒性权力即威胁收购被用来强化控制与垄断。新自由主义时期释放的技术、贸易与金融力量，巩固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资本权力。
通过观察美国海外投资净收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正从全球资本网络的特权地位中收割红利。图3展示了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入，即其海外资产收益与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对美国本土资产投资的收益之差。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长期面临经常账户赤字且始终处于全球净债务国地位，美国却持续从其海外资产中获取正向净收益其海外资产收入始终高于对持有美国资产的外国投资者的偿付。这一矛盾现象恰恰凸显了美国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所攫取的超额溢价。
现状可能和“入关学”支持者们所设想的情形有所出入：美国的工人们并未享受到上述成果，并且事实似乎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进。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即劳动者以劳动力交换经济产出所得的报酬份额从1980年的约63%下降至2014年的约60%。若单独考察非农业部门的走势，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则更为显著：2001年约为64%，到2016年已跌至58%(见图4)。
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事实上远超工人实际工资增长。与1947-1973年的“黄金时期”(当时劳动生产率增速仅比时薪高0.2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3-2014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超出时薪增涨约0.8%。更有甚者，这一差距在2000年后急剧扩大2000-2014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比时薪增速高出1.2%(已剔除消费品价格与总产出价格差异的影响)。劳动强度不断加大、产出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工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工资补偿，这实质上意味着剥削率正不断上升。
我们似乎很难认为，一个经受着剥削率不断上升以及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群体属于某种政治分析上既得利益的“工人贵族”[1]。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中的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来对这一概念展开追溯与判断?收入前10%的群体或许是较为合理的考察对象。图5展示了这一收入在前10%的群体之中，不同收入层次分段的平均工资与底层90%劳动者平均工资的对比关系。这一分析旨在揭示：顶层群体的收益是否建立在对广大劳动者群体的剥削之上。研究特别将顶层十分位数细分为三个群体进行趋势追踪：第90-95百分位群体(前10%到5%)、第95-99百分位群体(前5%到1%)以及位居顶端的1%(99-100百分位)群体。
1950年至2012年间，收入分布在第90-95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从底层90%人群平均收入的约2.2倍增长至2.9倍(长虚线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则从底层90%的3.1倍增长至4.5倍(短虚线)。这两个收入层级可能主要由主管、专家及部分高技能工人构成。尽管这两个层级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底层群体，但其收入与底层90%人群平均工资的比例关系在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仅呈现小幅增长。这一比例的稳定性表明：尽管该群体的平均收入高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但在工资不平等加剧的时期，其相对优势并未显著扩大。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尽管皮凯蒂笔下的“超级经理人”们通过薪酬暴涨与巨额奖金，从而推动了收入前1%群体工资收入的高度集中，但美国金融与非金融部门高管薪酬与奖金中，股票关联性报酬(如高额的股票或期权)的占比正在显著且持续攀升。数据显示：《福布斯》800强企业高管薪酬中股票关联性报酬的平均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54%跃升至21世纪00年代的73%。此类收入更应被界定为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衍生的收益，而非基于劳动付出的工资所得。事实上，顶层管理者的天价薪酬本质上已成为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制度化工具。
一种解释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自动化和机械化推动了机器对工人的替代，特别是在采矿和制造业等领域。另一种解释则依赖于贸易竞争的影响，以及制造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即离岸外包)。其他一些解释指向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例如随着高新技术行业中“明星企业”(如亚马逊、苹果)的崛起，其在产品市场中的垄断权力也随之确立。此外，用工大户们为了压低工资，对工人和劳动力市场行使买方垄断权力，也被认为是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买方垄断”一词，这一表达表面上只是在描述沃尔玛这种大型雇主在“购买劳动力”时所拥有的特殊买方地位;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去历史化、“无害化”的表述方式，用于掩饰资本对工人展开的有组织的支配与控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归根结底，仍然可能需要归结于资本通过有组织的支配与控制来压制工人阶级，并系统性地提高剥削率。技术革新与全球化已经成为被资本利用的工具，从而展开对工人阶级的攻势，强化剥削程度。
金融逻辑(即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强制推行了一套残酷的裁员与分配制度：在向股东和高管发放巨额奖金与股息的同时，实施多轮裁员与关厂。这些机制将全球生产的剩余价值更大比例地吸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精英手中。从新型国际分工中攫取的巨额收益并未被用于扩大生产性投资或创造就业，而是被用于积累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实施企业并购、资助股票回购，并被掌控企业全球运营的企业高管与职业经理人瓜分。
在对工资展开压制的策略中，资本集体力量如何进行协同部署是清晰可见的。不仅是苹果、谷歌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利用互不挖角协议来压低薪酬，麦当劳等快餐企业的低薪部门竟也充斥着竞业条款这些条款被用于阻止加盟商之间相互挖走劳动力。从Uber到TaskRabbit，我们可以看到日益膨胀的零工经济已经牢牢扎根于基于新技术的劳动市场平台。这一类平台正在吸收两类劳动者：一是从正规就业中被裁撤驱赶出的剩余工人，二是被迫同时从事多份低薪工作的工人。通过这一方式，平台经济将工人重新归类为独立承包者，并将风险与运营成本转嫁给受雇的人员，这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的统治地位。[5]
国家政策同样被资本利益裹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工人的政策与制度遭到系统性废除。1979年，为了对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高，这成为国内阶级关系重构的重要工具。1981年，对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的，标志着战后劳资协议的正式破裂该劳资协议模式曾确保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这一协议模式曾经作为应对大萧条与二战的机制，在战后得以被确立，同时也是对工人组织力量潜力的认可。其瓦解标志着资本集团对工人组织的反扑。由此，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而全球经济扩张带来的所有收益都被占据统治阶级的那1%资本家所攫取。[6][7]
由美国企业主导的资本全球攻势，一方面加剧了管理阶层内部的头尾两级分化，另一方面也撕裂了本国工人阶级。但这种撕裂并非通过培养工人贵族才得以实现，而是通过释放企业的“活力”，解开束缚资本的“枷锁”换而言之，就是让企业可以尽情剥削，不再理会工人的诉求。而资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底气，也正是由于美国工人不仅要彼此内卷，更在去工业化的背景下，被迫与全球工人展开竞争。这一残酷的逐底竞争，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资本不断扩张，不断将全球各个地区的工人纳入自身体系的结果。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追逐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对“劳动力成本”的套利实质上扩大了可供企业资本集体剥削的劳动力市场。
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时期通过剥夺、驱赶农民进城以及福利国家解体等政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数量的迅速上升，更在于剖析跨境的经济协调这种协调构建了更为紧密的全球经济体（包括将东欧与中国整合进入其中），使得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可以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随着美国跨国资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剥削亚非拉的低薪工人、不断延伸其跨境控制网络、从中榨取并占有剩余价值，美国跨国资本的剥削率得以全面提升。这才是美国企业资本全球扩张和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本质意义企业资本不仅没有通过扩张与本国工人分享其所带来的任何收益，恰恰相反，这将是其强化对本国工人剥削的基础。
并且，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在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均可以被观察到。而具体不同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如何变动，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的差异，比如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受保护程度、该国的金融贸易全球资本的接轨的一体化程度以及采用的政策制度特点等等。有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全球资本，十分激进地实施针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它们撕毁对工人的法律保障，加剧工人的弱势处境；同时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与市场准入便利化，为外资进入铺路。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协调、运输成本骤降，这使得生产过程得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碎片化：一是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二是与其他国家的生产单位签订非关联合同[9]。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各地的大批工人阶级被纳入发达国家跨国资本巨头的控制网络，低技能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全球价值链”得以建立与扩张，跨国资本也因此构建起一套服务于自身需求的全球分工体系。金融一体化是这一发展的关键支柱。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的生产碎片化，正是全球企业资本权力集中化的重要体现。
1995至2008年间，全球560条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6.5%，其中大部分降幅源于中低技能工人份额的缩减。一项更新的全面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4年间，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下降3%，其主要驱动因素同样是中低技能工人占比的持续下滑。进一步细分数据可见：高收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了3%，而发展中国家仅微降0.2%（不包括中国中国劳动份额的上升主要源于就业岗位的增加，而非工资水平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技能生产环节集中于发达国家，其劳动份额的降幅却远超低收入国家。而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工人仍然被迫承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长期解雇以及法律保护和监管的缺失。
值得一提的是，“工人贵族”事实上是列宁从19世纪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史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再向前追溯时，我们或许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例如恩格斯为其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于1892年再版时所写的导言，这篇导言论及了英国工联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贵族）。在此时，这一概念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霍布斯邦对此指出：“（工人贵族这一概念）在1880年英国政治-社会的争论中，却很熟悉。（争论中的各方）普遍都接受，这个时期英国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虽占总人口的少数，但数量却不小的利益阶层。工匠身份（即被雇用的熟练工成年男性或工人）最经常被认为是其中一员，最特别的是，那些被组织进工联或其他工人阶级组织的也被视为是该阶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霍布斯邦认为，“工人贵族”一词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现状，即的确存在某种“工人阶级的上层”，并且这种现状“仅明显可见地存在于19世纪后半的英国”。恩格斯对此的表述与解释为：因为英国垄断世界工业，才可能出现工人贵族。
事实上，早期对“工人贵族”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工联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之上的。因为工联主义者的斗争必然需要依托工会而展开，而考虑到不同工会的劳动条件有极大的差异，结果便是，改善工作状况的斗争，极可能只会在各自的工会独立展开。而纯粹的经济主义运动，被认为会割裂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强分彼此，追逐自身利益。如果有需要，甚至会有工人和自己的雇主联手，牺牲其他工人。列宁便数次引用了1890年伯明翰联盟（Birmingham Alliances）的例子，这是一个松散联合的钢铁生产商集团，维持某些钢铁产品的价格和产量配额，进而形成一种卡特尔。这被认为将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政治意识，并且削弱或抑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自己狭隘的行业或商业利益，沾沾自喜地只顾改善自身状况（这种改善在小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有时还可以容忍），他们就不可能完成将人类从资本的压迫和战争中解放出来的划时代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的“工人贵族”正是如此，他们构成了第二国际所谓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他们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和叛徒，是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只有出来充当全体被剥削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充当他们的领袖，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行动，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阶级。
有必要回顾的是，列宁的分析是在尝试对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解释，即第二国际的分裂与崩溃（或者说，被背叛）。事实上，列宁在这一系列的论述中，“工人贵族”一词有着相当强的针对性。在《分裂》一文中，列宁如数家珍般点出了一系列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考茨基、希法亭、劳合－乔治、谢德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等等。从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列宁事实上想表达的内容，那就是革命者必须拒绝机会主义与沙文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必须走向分裂，从而，一个的劳工运动才可以取代社会的（有投降倾向的）运动。
在阐述资本主义竞争法则时，马克思指出，个别资本家并不仅仅剥削自己雇佣的工人，而是通过资本整体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来参与其中，因此也共同影响着整体的剥削水平“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译者注：即阶级同仇敌忾，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立场上的一致性，sympathy译为同情为人民出版社错译），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因此，“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工人贵族论和超额剥削论忽视了这个核心过程，即随着资本集中力量并将全球工人纳入其控制范围，世界各地工人的总体剥削程度都是在不断加剧的。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同一资本集中和集中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过程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工人陷入彼此竞争的全球“逐底竞争”。而对工人贵族论的看法，关乎到政治战略将如何选择。这一观点将外围地区低工资工人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工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强分彼此，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即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挪用与询唤。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认识到：尽管跨国资本展现出强大韧性，但其高度互联性恰恰也是其脆弱的原因。全球资本网络的局部动荡可能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破坏其积累机制。在应对跨国资本推动的全球“逐底竞争”过程中，这一观点对于任何工人阶级组织斗争的策略至关重要，因为跨国资本迫使全球工人适应并塑造自己，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分工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运动的精神所在，尽管9/11事件后的震荡使得运动的势头逐渐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