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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兴则有着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不可挽回，只是公理暂时被强权压制，党内存在的问题通过改革便可解决，实在没必要另起炉灶。而且，中华革命党党章规定党员入党时需立下“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愿，还要按手印保证至死不渝，若有违背就得接受极刑。黄兴觉得这分明就是在搞个人崇拜。此外，中华革命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个等级，在黄兴看来，这与袁世凯用金钱和权力拉拢人的手段并无本质区别，基于这些原因，所以他坚决拒绝加入。

　　1914年5月，孙中山给黄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诚恳地说道：“若兄当日能听从我的建议立即出兵，上海就不会落入袁世凯之手。如今我们又产生了分歧，能否给我两年时间？若两年后仍未成功，今后一切都由你决定；若侥幸成功，我也一定会邀请你前来协助。”黄兴很快回了信，一方面坦然承认自己在南京战事失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坚定表示革命绝非一个人的事，毅然拒绝了孙中山让他“歇两年”的提议。孙中山再次回信，信中表达了深深的感动，同时无奈地表示今后两人的私交依然会维持，但只谈论私人事务，不再谈论公事，这番话让黄兴感到无比痛心。

　　黄兴一生都秉持着“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的理念，每次起义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多次婉拒担任领袖之位，还主动提议让孙中山担任同盟会总理，甚至都无需经过选举程序。当陶成章公布孙文罪状时，黄兴更是全力以赴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革命成功后，黄兴拒绝接受任何职务，一心等待孙中山从国外归来主持大局。章太炎都曾评价：“若推举总统，论功劳黄兴当之无愧，论才能当属宋教仁。” 即便如此，黄兴始终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然而如今，孙中山让他“歇两年”，怎能不让他感到无比心寒？于是，黄兴怀着满心的失落与无奈，决定离开日本前往美国。